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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身份不同

时间: 2018-08-11 | 作者:拙园守者 | 来源: 上海古诗网 | 编辑: admin | 阅读: 10次

  自从我充当“写匠”以来,便有人给我推荐了许多的典型人物,说这些人很值得去写。可是,我不敢贸然去釆访和动笔,究其原因,是担心自己的笔拙,怕辱没了一个好的素材,抑或是担心自己的脑笨,怕悟不透他人的内心。

  今天,我绕道在镇上办了点儿小事,过后便心痛起车子的油钱儿来。我便思忖着,既然来了,何不找点儿写作的素材?这样,油钱儿也算物有所值。于是,我想到了一个人――李安雄。

  李安雄,是八旬有余的老党员,与我父亲的年龄相当,我打小就喊他叔叔。由于身体差和房子破烂的原因,他不得不随着带孙儿的婶子,住进了儿女在镇上给他们租下的出租屋。因此,我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。

  当我说明来意后,还是像我记忆中的那样,他呵呵地笑道:“那有么的谈场!”

  在我的车上,随着安雄叔面部表情的变化,他那淡然、释怀的眼神,似乎穿透到岁月的云烟,走进了记忆的远方。

  安雄叔告诉我,一九三七年寒冬,他出生于我村雷公溪组邻近的飞雷坡,家是三间不宽的茅草房。后来,又随父母辗转到雷公溪讨吃、成长。在那亩产稻谷三百多斤,到处摇庄(租种别人的庄田)、三七分成的日子,生活简直比苦蒿子还要苦,更何况他们家有兄弟姊妹九个呢?

  七岁那年,为了让最小的他不至于饿死,他被过继到山垴的大塌给别人做儿。按理说,没有子嗣才抱养别人家的孩子,应该呵护有加。可是,不曾想到的是,他的养父是一位好吃懒做、独断专行、性情粗暴的二愣子。脸上长有麻子的养母,本是一个明白人,因为没有生下一男半女,被养父绑打是家常便饭的事。虽然他有爷爷奶奶护着,可是,日子也过得战战兢兢。

  八岁时,养父就要他到五公里外的山脚金龙岗挑石灰,一次四十斤,而养父自己在家喝酒睡觉。安雄叔的兄长们见了弟弟的辛苦,自然是心疼不已,便央求父亲把他接回家,可他们的父母是讲信用的人,终归没有那样去做。他还常常挑着四五十斤的谷物,到几公里外的红星去碾米。就这样,在养父家过完凄惨的童年。

  不久,新中国诞生了。新政府要求孩子们必须上学,他也读了近三年的书。他告诉我,其实,他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:由于养父家地理位置的原因,他便熟悉了一位经常在他家讨喝茶水的邮差。一天邮差告诉他,上面委派下来的区长,托他招一位能多少识点字、长相端正的小孩去协助他的工作,面试两个取一人。由于养父家离红星的区公所不足三里地,加之又有邮差的介绍,本来非他莫属。可是,原定腊月二十四日报到的他,因为忙于家中的各种家务与农活,他腊月二十九日才赶过去。然而机会与他擦肩而过,另一位不识字的小男孩已经上岗了。当区长见到他后,无不感叹和惋惜。据说,那位顶他而上的人,后来退修于某某局长之位。

  安雄叔说这些时,娓娓道来,丝毫没有喟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,只当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。

  在过去,大他许多的二哥,也被过继到八公里外的桑木垭给别人做儿,便介绍自己的父母去那边摇庒。解放后,他父母就土改成桑木垭人了。

  解放后的不久,心疼他的奶奶也死了,养母也在新政府下离婚而去。祖孙三代,他就成了养父的出气筒,特别是养父喝酒后,总把他往死里打,忍饥挨饿,更是家常便饭。十四岁那年,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,他便跑回了桑木垭的父母身边。

  安雄叔说,那段时间他患有一种怪病,俗称“红痧疹”,全身生红色斑点,上吐下泄,而且泄物呈血色。眼见着他就要“随痧而去”,幸得区医院的一位老军医李医生的搭救。不过,让他始终不明白的是,李医生(长沙人)咋是特务呢?他是什么时候混进革命队伍的?传言说,他利用针当武器杀死了很多患者,为什么偏又放过了自己?他在逮捕的前一天,于马头溪穿岩壳边跳崖自尽了,又是谁走漏了风声?

  由于他勤奋好学,慢慢地能识文断字、拔打珠算了。未成年就在互助组里开始任记工员、保管员。他说,五七年进入初级农业合作社时(简称“初级社”),区委把他们招集到农会培训,从上面派来的郑区长发言好有水平。

  “各位先生们,人民当家作主了,你们就是人民的管家,得有过硬的本领。以后的管理要加强,工分等、牛分级、田分类……”安雄叔在模仿郑区长讲话时,气定神凝,声若洪钟。

  安雄叔还告诉我,做记工员是他工作最辛苦的时候,必竟自己读书不多,水平有限。特别是,有的人家里养了几头牛,他在每天整田时,田有不同的等级,不同的工序,还用不同的牛。那么你就要记清楚,该工是几等工,整了几类田,哪等工序用了哪级的牛……他摸摸自己的太阳穴说,至今头痛,都是那时用脑过度造成的。

  由于他的工作出色,年底清账分厘不错,加之平时工作积极,认真负责,还在集体珠算比赛中脱颖而出,二十岁的他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  一九五七年的下半年,开始集体生产、兴食堂了。安雄叔提起这段“运动”时,脸上写满迷惘:刚开始,杀猪宰羊,一式多样化,一日三餐,饭管吃饱。中途就只能按人分配了,每餐四两米饭。再后来就是无能杂粮什么的,每餐只有四两裹腹。在兴修高家溪水库时,还饿死、累死了很多人……一九六一年食堂不得不下放,允许各家各户开小灶了。粮食按人分配,人均二十二斤半的谷子。

  安雄叔反复强调,毛主席是真正替人民着想的好主席:“他一颗忠心,只忠于人民。”他还说,刚下放食堂那阵子,就地屯粮,为了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,上面就号召送“死角粮”,把各地交通不便(死角)的粮食,一级一级的向上交,每百斤可得十四斤的返酬。这样,即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,又弥补了当时交通不便的困难。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有保障,后来还允许“发洪财”――就是各家各户分得相应的自留地,允许你自产自销。

  在一九六四年的社教运动中,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。安雄叔说到这里时,脸上漾起久违的笑容,还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:

  “工作队员下乡来,贫下中农笑颜开……”

  时任支部委员的他,白天办墙报宣传“二十三条”,晚上到各家各户从事上门教育。一次,一姓欧的领导考验他,先在农民家二房的床上躺着,听他是怎样做宣传教育工作的……回来后,欧领导要他把白天的宣传内容写成材料,他傻眼了。因为能力有限,他又强迫自己努力学习,最终,他成了能写会算的能手。

  安雄叔自一九六三年结婚于桑木垭后,一九六八年,他又一次回到雷公溪组。为了改变雷公溪一穷二白的面貌,他培养了许多大队干部、村民组长。为了做通龚德生的思想工作,让他挑起生产队长的重任,他几次做工作至通宵。他告诉龚德生,在人民面前只能当队长,不能当家长。他从三史(社会史,村史,家史)教育着手,如躲壮丁、躲土匪、受压迫、受剥削等开始讲起,直到龚德生嚎啕大哭。最后,龚德生临危受命,他成了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期一个无人能及的好队长。

  然而,自一九七六年后,安雄叔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,可是,他从来不拈轻怕重。在组上排工分时,最好的男工十分,他只接受九分五的工值,与组上最好的女工等同。在组上担任记工员、保管员的工作,都是晚上做义务工完成。他说,“我为什么每次都走在群众的前面?因为党章上有规定:党员干部要起积极带头作用,没得二话可说。”后来,公社书记为照顾他的身体,让他担任大队治安主任。

  一九七七年,安雄叔服从公社党委的分配,在我家一里外的大队林场上马,原任职不变,兼任林场主任。当时,他家被安置在文公垴一个叫二湾的山坳里。那地方良田数亩,呈筛箕状。因他家地处公路外,常年被树木翠竹掩映,行人只能略见房屋一角。而我家住在原乡的中心地区,所以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,或购物,或打米,或开会,来去走路,从不顺道坐车。他的说辞是:一晕车,二健体,三没钱给不欠人情。

  后来,安雄叔的年纪大了,稻田做不完了,我曾到他家承包过四亩稻田。当初,我问他怎么个租法,他说大行大市,有每亩两百的,也有一百五的。我就告诉他,干农民的莫想比别人轻松、快活、贵气,算了,就每亩一百斤吧。他哈哈一笑便答应了我的请求,爽直得让我有些意外。

  因了承包稻田的缘故,我对安雄叔的了解便多了起来。一次见他吃饭没有任何菜,就点猪油和盐沫就吃了一碗。我问其原因,他说邻里与自家的牲畜厉害,没办法种菜。又说,婶子常年在外带孙子,一个人种田种地忙不过来,没有时间种菜。还说,对过去吃过的苦一想,这是好日子。还有一次,我见他满身是泥的坐在田埂上,后来才知道,他是在犁田时,被牛拉摔跟斗了。他告诉我,有时一天他会摔倒好几次。原来,他真的老了,他的腿疾也日趋严重了。

  那些年,每当我散步于安雄叔家的屋后时,常常能听到二湾里似有很多人喧哗。我与他见面后问其故,他告诉我:“社会治安不好,常遭贼的惦记,我有意制造点动静,是让坏人摸不清我的底细……”当然,也经常听到他唱旧时的民歌:

  正月采茶是新年,

  姊妹双双点茶园,

  点来茶园十二亩,

  当面写书两交钱。

  有时,他也唱一些过去闺怨的小曲儿:

  一想奴的娘,不该把奴养,十七十八守空房,越想越心慌,

  二想奴的妹,比奴小几岁,男成双来女成对,越想越流泪;

  三想奴的嫂,嫂嫂命又好,怀中有娃儿抱,欢喜不得了。

  那段时间,安雄叔还弄出了一个笑话。一天,他在房前屋后寻寻觅觅,失魂落魄样子。别人一打听才知道,原来他用小洗衣粉袋做的旱烟包遗失了,里面还有少半袋烟丝。最后在别人的嬉笑中,他说:“算哒,好送带(这)一方人!”。于是,就有了有关安雄叔的家乡谚语:“安雄掉烟盒包密(没有)好送美国佬――好送带(这)一方人。”

  后来,儿女常年在外打工,他家的房子烂了,他捡瓦也无能为力了。2012年秋天,他听从儿女们的安排,也到镇上享福去了。平时,安雄叔会约上三、四个老人,在镇上及附近走走,以强体和解闷。由于他个子高而瘦,且患有腿疾,走起路来总是摇摇晃晃的。累了,他们就随意找个地方坐下来,卷根喇叭筒子吧嗒着,天南海北地侃,闲云野鹤似的,悠哉悠哉。

  在我釆访接近尾声时,高峰村的八旬老党员全世鳌老人,与另外两位老者约他去打牌,说:“昨天的玉米粒儿,不小心撒落地上,被邻家的鸡吃了。”

  “你们要玉米干嘛呀?!”我好奇地问。

  “打三光经(一种木制牌)时,分赢输呀!”世鳌老人回答。

  “十元以下不为赌,你们不知道吗?”我问道。

  “知道,但我们不能这样做,李主任说过,‘我们的身份不同!’”世鳌老人认真地说。

  “是的,我们的身份不同,我们不能赌博!”安雄叔走出车外,眼晴凝视着远方,声音铿锵有力。

  他们走了,渐渐地在我的视线里走远,而“我们的身份不同”的声音,却在我心里膨胀,让我久违、感动、崇敬……

文章标题: 我们的身份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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