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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初的行走

时间: 2018-11-05 | 作者:落日村庄 | 来源: 上海古诗网 | 编辑: admin | 阅读:

  那年仲夏的一个傍晚,我压了一盆井水,冲洗两腿的泥巴。这时,冯无声地站在了我的面前。

  冯已经洗好了。他的白衬衫装在裤子里,裤子装在靴子里。一看,你就会想到,这个人曾经当过兵。冯家的墙上有个相框,那里有不少当年穿军装的黑白照片,不看,你不知道这个男人当年有多帅。冯是个孤儿,几岁就没有了爹娘。这样的一个乡下孩子成了一名军人。那些照片上,冯的眼睛都是微眯着,倾泻的阳光照亮他的额头。现在,冯也还不老,比我大了快十岁,也还四十不到。壮年的这个男人,看上去就是电影《打击侵略者》中的那个李军长。

  冯说,插上了?我说,插上了!我们说的是麦茬红薯。夜里落了一场大雨,垄子湿透了,这一天这一带的农人都在抢插红薯。红薯这个土包子,在我们黄淮平原却具有一种标志性。出了正月,一池子红薯母子下上,可以看做是春耕的开始。霜降过后,一窖红薯封好,场光地净,一年的农事就完了。现在,麦茬红薯插上了,以割麦开始的三夏大忙宣告结束。

  我洗吧好,坐下来。冯说:走不?我说,走!

  我们说的是外出打工。现在,像我们这样的青壮年,村子里没几个了。在这之前,我们已经合计过了。这样的话,冯现在又说了一遍说:趴在家里死啃这几亩地,真不中,出去,吃了喝了,一天能落五块钱,都管干。

  我们俩是跟着村里的一个人出门的,目标是上海的长兴岛。这个人出去两年了,现在是回来收麦子。

  夏至已过,入伏了。学校也就要放假。一个当家理事的男人,这个时候往外顶,背着个包袱,多少有点逃难的味道。去年冬天的那个事情,现在又浮了出来,烘托着这种情绪。冯的心里可能也是一样。去年年底,当地政府向农民超数额强行征收,我悄悄地写了一份材料,准备上访。一个人出门,路上吃了闷棍谁知道?我找到那几个骂得最凶的人,却都不愿意跟我出去。他们一夜之间想通了。他们说,官出于民,民出于土,哪朝哪代都是这样。后来我还是找到了一个伙伴,这个人就是冯。冯是党员。冯虽然没有任何职务,每年都还要向组织交上一份个人思想总结。冯认不了几个字,他的这些东西都是找我代笔的。我们揣着上访材料一起出门的时候,冯忽然大喊了一声:跟他干!我知道,冯的心里是经过纠缠的。现在,我们俩却一起走掉了。把这个村庄丢在了身后。

  到了岛上,我们暂时煨着这个老乡。这是野外的一处废弃的房屋。三天过去了。活,还没有找到。

  吃过晚饭,冯一个人站在外面,像是在等我。我出去了,我们沿着橘子园中间的小路往前。漆黑中,冯低声地说:咱们得走啊!我没有吭声。我知道,那个事儿,冯在意了。晚上吃饭的时候,小孩子撒了一点饭,女主人却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。这算个啥事?可是,在我们面前,它却充满着暧昧。沉默中,我们达成了一致。

  第二天一早,我们就上路了。我们不是打道回府。我们是要转到苏州的地片上。那里也有几个老乡。去他们那里的路径,在家时我们已经摸清了。

  从岛上的马家港到吴淞口到火车站,再到苏州火车站,已是傍晚了。摸到汽车站的时候,车已经没有了。

  三伏天里,城市的每一片地面都是热的。按说,这个时候了,我们应该就近找个旅馆住下来,洗一洗,喝点水,吃点饭,然后安心睡上一觉。人生地疏,两眼黢黑,所有的行程都只能等到明天了。可是,这一切,都紧紧地与那个东西联系在一起:钱。我们出来是挣钱的,不是花钱的。自己身上还有多少钱,不用数,都清清楚楚。况且,我们还前程未卜。

  这是九十年代中期。到处已经轰轰烈烈了。不少人已经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,第二桶金。我们俩却还都没有离开过土地。我们的脚,跟道路还没有完成分离。面对向着远处延伸的道路,我们还会心存不甘,跃跃欲试。

  我的家是豫南的淮滨。很早的时候,我曾在一张分区地图上,看到一些熟悉的地名:东面的叶集,霍邱,南面的泼陂河、麻城,西面的新蔡、平舆,北面的临泉、界首。这些地点分布在方圆几百里,有的属于外省了。这些地名,书上没见过,都是从大人的嘴里听说的。他们一次次地抵达过那里,凭着两条腿。后来,我也走过一趟这样的路,那是中学毕业那年夏天,拉着架子车跟姐夫一起,到潢川东南的双柳集卖猪仔,来回三百多里。

  现在,车辆退场了。道路还不足以取笑我们。

  我们沿着苏州城的人民路一直往南。大目标是吴江。鼻子下面是大路,拿不准的路口,我们就张嘴问。从一个高大的铁塔下面过去,就出城了。到了铁塔的跟前的时候,我迟疑了一下。铁塔像一个野蛮的汉子,叉腿跨在马路上。我感觉自己很小,并从它的裆下钻过。

  天黑透了。道路还在一个方向上延伸。身边不断有货车经过,卷起的灰尘扑在我们汗湿的身上。冯走在前面。车还在身后,冯就回头注视,光束刺着他的眼睛。我约莫,他是想扒上一辆车,让它带上一程。这里的道路不像我们家里,坑坑洼洼,这里的车都跑的很快。我们没有轻易下手。我们是两个人,有一个上不去,还是得下来。那个没上去的人,很可能是我,虽然我年轻一些。

  我们想歇一歇了。

  路旁的一个施工场地,停着几辆渣土车,后挡板都没有关,车斗里还算干净。我们爬上去,从包袱里拿出被单摊上,就躺下了。先睡一觉,醒了,起来再走。就要睡着的时候,有人说话了,像是司机:睡得这么高,摔下来怎么办?我们只好下来了。这人只是找了一个不错的借口,不知道他怕的是什么。

  我们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,想闭上眼睛,迷瞪一会儿。成群的蚊子围上来,我们只好又上路了。

  站住!黑暗中,突然一声叫喊。

  我扭头一看,几个黑影正朝我俩逼过来。那一刻,我本能地撒开了脚步。现在看来,分明是脱逃。

  我很快就站住了。黑影子们追了上来。他们都带着头盔,一个人推开挎在身上的手电筒,直直地对着我的脸。我低下了头。他们是联防队的。这个时候,冯跟了过来。

  应该说,这种事,我也干过。还有冯。只是没有他们这么利索。这些年,青壮年一个一个地往外走,村子里空虚了,地方上的盗贼就起来了。一入冬,农户值几个钱的牲畜就不保了。我妻姐家的老牸牛,就被人牵走了。还有那几只羊。半夜听到有女人哭,我起来看,羊就杀在院子里,死羊太重不好拿,杂水都扒下来了,一堆一堆还冒着热气。后来,村子里几个胳膊腿还利索的男人就合计着瞧夜,两个人一班子,轮流着在村子里溜达溜达。我是跟冯搭伙。那天吃过晚饭,外面北风带着哨子,夹着雪花,冯过来了,他披着军大衣,拎着一把大铁锹。我没有他正规。我准备把门后面的那半截锄把拿着,算是个架势。冬天人睡的早,一会儿我们就动身了,娘说,看到有人,咳嗽两声,把他惊走算了。

  现在,我们的角色忽然间反串了。

  往哪里跑!一个人一步上前,伸手兜住我的下颌,往上一挑。我的脸被扶正了,暴露在光束里。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男人脸。这种出手方式,很暧昧。我觉得是对一个陌生者的试探。男人脸,女人腰。这都不是外人随便摸的。如果我有足够的自信,可以伸手回他一拳。他摸一下没事,也可以接着再给我一下子。但是,这些都没有发生。几年后的某一天,也是在这块地上,我又想到了这一刻。那天,我们的水电老板触怒了土建方,额头被角铁敲开。下班的时候,我和两个伙计也被拦住,他们朝着两个伙计的腹部,一人一拳。伙计立刻蹲在地上,搂着肚子。好一会儿,两人才站起来,一声不响地走了。这一次,他们竟也放过了我。

  干什么的!我说:出来找活干的。我觉得这样未必能陈述清楚。这里面有几个关联词,深夜、两个黑影、鬼鬼祟祟、外地口音……我想到了身份证,伸手去摸的时候,冯已经不慌不忙地把一个东西亮了出来:这是我的党员证!没想到,一声不响的冯一下子把我超越了。可是,对方并没有接,而是把他的手拨拉到一边,扯下他肩上挎着的包袱,丢到地上,一脚踏上去,反复地踩着,软软的。确信里面只是几件换洗的衣裳,才作罢。看来,我们连一个水杯也没有带。我的包袱,也是这样办理的。

  他们走了。我们的东西像两条死狗,瘫在地上。

  第二天,我们在一个叫庞山湖的地方,找到了这几个老乡。

  后半夜,约莫着走得差不多了,我俩就在乡下的一个打谷场上躺下了,被单紧紧裹住身子。在这后来的行走中,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:一直迈着正步,走在前面的冯,却跟不上我了。我有时放慢脚步,回头看着他。冯说,还是你年轻。

  我找到的活是建筑。一天十二块钱。老板是当地人,这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班子,盖私人家的小楼房。搬砖,和水泥,抬楼板。

  冯的活也是自己找的,是在一个沙场上,给拖拉机装沙子。一天十块钱。冯说,那里的铁锨大得很,像个簸箕,一下子好几十斤。我们吃住在一起。第一天,冯回来的就晚一些,早上出去的白衬衫,完全变了样,一身衣裳没有脱,冯就往门前的水塘里跳,水浅得很,都是淤泥,呼呼地冒着水泡,根本不是洗澡的地方,冯赶紧又爬了上来,一身的臭泥。

  吃了晚饭,擦洗过身子,洗好当天的衣裳,躺在地铺上,我的心还是踏实的。冯也是一样。我们找到活了。吃了住了,一天还能落好几块,一个月就是一两百。这是一亩麦子。

  半个月后的那天,冯回来的比我早。吃好饭躺下来,冯说:我不干了,明天回去。我说:咋了?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没有吭声。我说:工钱呢?冯说,我已经要到手了。

  就要睡着的时候,身边却有人说话:不拿人当回事……声音轻微而又含混,分明是梦话。

  第二天早上,冯一个人走了。他对我说,你不要挂念家,好好地干。

  后来,冯的老婆刘妮向我述说了一段情节:那天下午热的出不来气,她在院子里扇着扇子,一个人进来了,头发长长的,一脸胡子,黑瘦黑瘦,背着一个包袱,她以为是个要饭的,正要起来给他舀碗麦子,谁知道是那个鬼人回来了!

  冯从出门到回到家,也不过二十几天。

  半个月以后,我也不干了。

  几年以后的一个初冬,踏着清早的一地白霜,我又一次往外走了。只是,这一次,冯没有再跟随我。冯像一条冻伤的蛇,蛰伏着,不敢出洞了。

  我又一次来到吴江。在一个老乡的介绍下,我领到一把榔头錾子,成了一名水电工。

  吴江地处江浙交汇地带,属于苏南。那个时候,“苏南”跟另外两个字紧密相接而成为一个大词——苏南模式。现在自己身处其中了。一眼望去,到处都有喷发的打桩机,360°作业的塔吊。这个还能提提笔的男人,于是萌发了一个想法:好好地观察苏南,或者苏南模式,然后形成一篇真实而又宏大的文字,过年回去的时候,带给家乡的政府。

  很快我就发现,这个事情根本办不到。尽管我还经常购买当地的报纸,这样一个外地的体力打工者,根本看不到“苏南”。我不是一个卧底者。我是生活在“苏南”的背面。我每天能够看到的,只有老板,伙计,混凝土,老乡,出租房,暂住证……

  可是,在没有活干的时候,文字还是写了一点,但却只有巴掌大一块,标题也有些卑琐:《遥望村庄》《与牛诀别》《推土工》……这些,都发在当地的报纸副刊。这样的文字,后来也不写了。

  几年以后的一次体检中,本人的一个重要项目显示阳性。医生说,这种情况要跟踪观察,不能过于劳累。一个老乡知道了,对我说:命能换点钱,钱能换来命吗?工地上的这个活,你就丢了吧。

  这样一查一说的,好好的一个人,还真弄得有点不一样了。我再跟人抬东西,就感觉不是人家的对手了。

  于是,我离开了干了七年的工地。这个时候,我的两个孩子还在上学。

  清闲一些的活哪里找?扫马路,看大门。说实话,这样的活我有些看不上。这一段不上班的时间里,我弄了一台旧电脑,注册了一个博客,在上面写了一些较长的文字。有几篇还发在外省的文学期刊上。钱是有的,放在一起,却还赶不上以前半个月的工资。它们带给我的快感,就像射精一样短暂。

  这个时候,我又来到了阿庆的办公室。阿庆是市作协副主席,主持着当地日报的副刊。这次来我没有带稿子。我过去发在这里的文字,都是没活干的时候送过来的。我们很熟悉了。他先后送过我两本自己的书,扉页上写着:新华老弟惠存。他被我看做是吴江人中,唯一的朋友。可是,我也只是把自己眼下的状况说了一下。仅此而已。潜伏在心里像玻璃一样脆弱而又坚硬的自尊,使我丝毫没有透露自己的目的。我这一次来,不是闲坐的。阿庆在当地是资深文人,在好多单位企业做过文学讲座,我是想让他帮我介绍一个文字打工的活干干。就是帮人家写写弄弄。这里的文人有的好像就在干着这个。只是,我没有什么条件了。像工地上,干一天算一天也成。以前我站在文学的立场上,认为这是被人奸淫着,现在不讲究这个了。得知我的状况,阿庆似乎也有些担忧,他说,重活干不了,怎么办,你可以到医院里找找看,在病房里做个护工,一天也能挣个百把块。从他的空间里我知道,他年迈的父亲正在上海住院。他的话,我没有回应。片刻,我就告辞了。阿庆朝我点了下头,并没有离座。这个时候,我才看清,在一双以文学的名义而结盟的眼睛里,一个外地农民工的形象,也无法轻易动摇。

  最后,再来说说冯。趴在家里的人爱说:俺是喝凉水,扶墙走。我一直认为,守在村庄上的冯,还是在享福。可是,想不到的是,这个几年里,冯却老的这么快。五十多岁的人,头发花白,牙齿脱落,两个腮帮陷了进去。

  上次回家,清明前,阳春三月。我在门口,冯推着自行车过来了,后面带着小孙子。我正打算晚上到他家里坐坐的。他来了,我让他到屋里喝杯水,想问问他家里的那几亩地,问问地方上的一些事,问问他这个村庄上唯一的党员(那两个老党员都死了),现在还有没有组织活动。可是,冯没有进我的屋。他说,这小家伙不让你坐。冯推着孙子走了。我望着着他的后背。这个人,腰也弯了。

  这个时候我才看到,和他一起老去的,还有这个村庄。

文章标题: 最初的行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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